史铁生写过一篇小说叫《命若琴弦》。年12月31日，史铁生去世，那个夜晚，被朋友们沉痛地命名为“弦断之夜”。
他形容自己这一生：生病就是我的职业。
曾为杂志编辑的赵泽华和史铁生有多次来往，在史铁生七年祭日到来时，她写下了这篇回忆旧友的文章。本文首发自真实故事计划。
史铁生面带笑容。图片源于网络
文｜赵泽华编辑｜马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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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起和铁生的认识与交往，可能还要从我说起——
如果他是健康的或者我是健康的，我们的天地势必宽阔很多，不会在一条狭窄的路上轻易相逢。即使相逢，也只会莞尔一笑，侧身让过，从此两两相忘于江湖。因此，认识铁生，我更愿意视此为命运的一份好意。
19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从插队的内蒙赶回北京，探望即将做结肠癌手术的母亲，中途被火车轧伤。由于头部也受到重创，我昏迷了七天七夜。死神到底还是放过了我，而代价是我颀长的左腿，我身体最美丽的一部分，被黑暗无情吞没。
年底，我经由人推荐，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三月风》杂志做了一名文学编辑。
一天，部主任对我说，社里正在筹备首届文学奖评奖活动，让我把杂志这两年发表的作品通读一遍，提出获奖名单和初步评选意见。在这个基础上，社里再邀请一些著名作家成立评选委员会，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和作者。说完，他把两大本墨绿色硬皮封面的《三月风》合订本交到我的手里，沉甸甸的。
那是我第一次读到铁生的小说《来到人间》，第一次知道史铁生这个名字。《来到人间》写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和自己患“侏儒症”女儿的故事——那对夫妻面对困境的选择，那个小姑娘注定要承受残酷命运的无助和她的聪明倔强都令人嘘唏不已。最终，这篇小说以全票获得《三月风》“首届文学奖”中的小说一等奖。
那之后不久，杂志决定为残疾作者专门开设一个文学栏目“维纳斯星座”。编辑部里的其他编辑都是健康人，所以部主任认为我是这个栏目主持的最合适人选。当时国内并无此类性质的栏目，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它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我问部主任：“我怎么找到那些残疾作者呢？”部主任指着书柜里积压的一捆捆稿件对我说：“你必须如大海捞针一样地找到他们。”
打开柜门，在那些用白色或彩色塑料绳捆扎在一起的旧纸堆里，我惊讶地发现，那些稿件很少有写在正规稿纸上的，有的来稿甚至写在用橡皮擦去铅笔字的小学生作业纸上。他们活得太艰难了，在那些用尽气力、稚拙或潦草的字迹里，我渐渐看清他们如群雕一样奋力挣扎的书写姿势以及他们满含期盼的目光。我默默整理着那些稿件，一篇一篇认真登记他们的姓名、地址、文稿的名称和体裁。
部主任提示我说：“你可以去看看史铁生，请他写一篇点评。”我便拿起手里的稿件，按地址找到了雍和宫大街26号。那是一座临街的院子，院门狭窄而简陋。一排平房的另一侧，都被各家住户用砖头砌起了低矮的厨房，过道因此变得很窄，曲折蜿蜒地通向院子的深处。
正巧，有个人推着辆自行车走出来，小心躲避着过道地上的板凳、水盆、还有从低矮厨房顶上伸过来的树杈。见我正注视他，他多少有点儿尴尬，回头看那狭窄而杂乱的过道，无奈地摇摇头。我连忙向他打听铁生。“写小说的？没听说过。什么？坐轮椅？嘿，那你还真问着了，这门里就有一个，岁数和你差不多。对，男的，是男的。”然后，又热心地补充了这么一句：“要不，你敲门问问？”他向院门口左侧一个紧闭的门扬扬下巴，摆摆手就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
我定了定神，轻轻在门上敲了几下，没动静。我又用力敲了敲，门里传出一个人的咳嗽声和脚步声。不大一会儿工夫，出来一位略微有些背驮、头顶着斑斑白发的老者，后来我知道这就是铁生的父亲。在说明来意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扭过头去，向正对着大门的窗户里看了看。我也顺着他的目光往那里看，却什么都看不见，玻璃上好像挂着一块蓝底白花的蜡染布窗帘。
进了大门，空地并不宽敞，墙角处放着一个自制的轮椅，上面蒙着塑料布或者雨衣。我跨进屋门，见房子共有两间，外间有几件陈旧的家具，靠里还支着一个木板床。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楚房间的格局和具体陈设，只记得光线很暗，这是给我最深的印象，一直挥之不去。
二
他父亲沉默地点点头，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可以到里间去。紧靠着玻璃窗有一张床，铁生就躺在那里，被子下面露出一个由导尿管连接着的吊瓶。他看上去很憔悴，满脸倦容，但目光温暖安详。我拘谨地问候他，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作者的稿件递到铁生的手里。
他看稿子的时候，我有些紧张地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路上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不愿意写，我就说……想了好几种自认为可以说服他的理由。他专注地看完稿件，又细心地折叠好，把稿件放回到原来的信封里，然后点点头，和气地说：“行，你给个期限吧，大约需要什么时候交稿？”
这么顺利？真没想到。他连一点儿假装的矜持都没有，更没有以正在生病为借口婉拒，尽管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最可信手拈来的理由。我松了一口气，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连声说：“谢谢你啊，我还以为……还以为……真是太谢谢你了。”他笑了，说：“别，干嘛那么客气呀？”他的语气就像对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十分亲切。
这时，他的父亲走进来把一杯热茶放到我面前，又默默地退了出去。我拿起茶杯问铁生喝不喝。他摇摇头说：“我不渴，你喝吧，这茶不错。”我明明看见他的嘴唇干燥得都爆皮了，还说不渴？我很有些不解。慢慢才知道，为了减轻肾脏的负担，他常需要忍受着干渴的折磨，在夏天尤其痛苦。我还悄悄地问过铁生：“你干嘛也不跟你爸说说话啊？”他笑笑，用手捋着头发，有点儿难为情地说：“嘿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俩都不是爱说话的人。”
临走前，我问起铁生的病，可能不该问，可似乎也不该不问。
说起那些往事的时候，铁生的手里拿着一支烟卷，我赶紧找到打火机递过去。铁生摇摇头，不点着火，也并不吸，说：“戒烟了，医生特意嘱咐的。”他不时将烟卷放到鼻子下面，闻闻那烟草的香味儿，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沉默了一会儿，我冒出一句很不得体的话：“我能看看吗？我看看……行吗？”说完我就后悔了，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伤口裸露给别人看，尤其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异性。我十分窘迫，怕他误会我是出于什么好奇心。
铁生默默地揭开被子的一角，露出了他萎缩的双腿。如果可以站起来，他的个子一定很高，怎么也得有1米8左右。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泪水在眼眶里旋转着，旋转着……我低下头，为他盖上被子，又细心地掖好被角，泪水终于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在被子上。“别哭啊。这其实，嗨，也没什么。”他反倒过来安慰我，还递过来一张擦眼泪的纸巾。铁生说：“哎，别光说我了，说说你自己吧。”我便对铁生说到自己19岁受伤的经过。
他说自己刚得病的时候，也就是19、20岁，又说起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也是19岁那一年得了看不好的病。我们感慨了一番，都觉得19岁可能是一个神秘的“坎儿”。
我说自己曾经试图自杀过。那个深夜，我独自把所有的信件和日记都烧了，一个很大的洋皮铁桶里堆满了灰烬，零星飘落在身边的灰黑纸屑，就如同一群来自冥界的蝴蝶……铁生静静地听着，并以宽厚慈悯的目光注视我，温和地说：“残疾者，尤其像咱们这样本来健康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其实这也没什么，死亡迟早都会来，这是一件不必太着急的事，真的。”
他似乎轻而易举，轻描淡写地就把一个绝望变成了希望。在任何年代，大众都需要一些代表纯净精神信念和理想的人物。我想，如果这样的人物由一个富有、健康、完美的人担当，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必须由铁生这样与绝境为友的受难者担当，才显示出震撼人的力量。
史铁生坐在轮椅上与朋友聊天。图片源于网络
三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患小儿麻痹症的青年写给我的信，有七八页之长。他说自己在贫穷和歧视中长大的，谁都不喜欢他，只有母亲是唯一爱他的人，可母亲也去世了。他喜欢文学，很想从事文学创作，但寄出的稿件都如同石沉大海。
他随信附了文章，希望能够发表，并希望我给他回信，哪怕几个字也行。我觉得他的要求一点儿也不过分，何况给作者回信也是编辑的职责范围。在信里我安慰了他，对于那篇文章，我也给了基本的肯定和修改方向。
还提醒他：“生存是第一位的，最好先学会一样生活技能，而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发表作品上。当然，如果对于文学非常热爱，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生的追求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有承受失败的勇气和充足的思想准备。因为文学就像一条十分拥挤的小路，淘汰率是很高的。”
一天，我终于收到他的回信，展开信纸，那些扑面而来的责难和怨恨让我颇感意外。他甚至还说：“我知道你过得很好，还得到过很多荣誉。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如果没有我和我们这些残疾人，就不会有你的今天！”这多少有些不可理喻。
我想把这件事情告诉铁生，刚说了两句，他就笑了：“这事我多少知道点儿……”我困惑地看着他，因为我没有对别人说过。原来是那个作者给铁生写信告了我一状，怪我回信只回了他两页。
“这个作者的信件和稿件语句不通，错字连篇，但对文学却有飞蛾扑火一样的热情，我难道应该鼓励他盲目努力吗？”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铁生向上托了托黑框的宽边眼镜，说：“对于任何人来说，生存都应该是第一位的，尤其是残疾人至少需要有一项谋生的手段。从事文学，首先你得活着，活着就得吃饭，这是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其次，走这条路，没有人保证一定能成功。”然后，说到那个给我写信的青年。“我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人，不光是残疾人，健康人也有。在他们看来，似乎别人就应该对他的某些不幸负责。更有甚者，似乎觉得他人或者社会都亏欠了他。这是一种心理的自卑和不平衡，感觉命运对自己不公平。按说这也在情理之中……”
“等等，让我想想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铁生用手指轻轻敲击着轮椅的扶手：“对了，这里有个心态问题，就是面对事物或者命运的心理反应。如果一个人怀着消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面对个人的不幸，那他只会更加的不幸，或者说，只会加重他的不幸。”
铁生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很多，回去后我给那位残疾作者回了信，一一解释了他的疑惑。信发出后，我十分不安，不知道那封信对于特别敏感脆弱的他，是不是太残酷了？但是如果我迁就他的想法，对他实际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纵容。他的将来不可能在一种完全自闭的状态下生存，他还是要融入社会和他人的生活，否则，将处处碰壁。
我把这些也告诉了铁生，他沉思着说：“一个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当他遇到‘此路不通’时，也会想想是不是该转个方向了，他不能真拿脑袋去撞墙吧。选择不合适，还要敢于及时回头，千万别把事业当成一项赌注，尤其是残疾人。”这些话都是充满智慧和理性的，是来自于对于病痛苦难和生命的切身体验。
四
曾经在一次命名为“我的梦想”全国性征文大赛中，我和铁生并列获得一等奖。即便是侥幸吧，它也是我内心引以为骄傲的事。
当时，新任的一个主编找到我，让我陪他一起去看铁生，顺带把获奖证书给他。在铁生的家里，主编对铁生说了我和他并列获得一等奖的消息。我红着脸由衷地说：“铁生，我获奖吧是偶然，你那篇获得一等奖才是必然呢。”“别这么说，你别这么说。”他显得特别高兴，“这事吧，我觉着咱们怎么着也得庆祝庆祝啊。”他仰起脸来笑着说要和我们一起吃顿饭。
我和主编都竭力推辞。明摆着的，如果到外面饭馆吃饭，铁生不方便。我如果自荐出去买，想来铁生也不会同意。让我们新来的主编去，显然就更不合适了。这时，铁生的父亲走过来说：“别走了，都留下吧，我到街上饭馆点几个菜回来不就得了。”我们虽然很是不忍心，但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看得出铁生是诚心诚意地想留我们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和铁生一起吃饭。
饭菜上桌后，铁生把轮椅摇过来，我们围坐在圆桌旁，宾主尽欢。记得席间，谈起在家里做饭的事情，我说：“我常常觉得做饭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要买要做要收拾，要是天天像这样吃现成饭多好啊。”
铁生听了我的话，开心得直笑。笑过之后，他一本正经地说：“在吃饭和做饭的问题上，人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喜欢吃又喜欢做的；第二类是喜欢吃但不喜欢做的；第三类是既不喜欢吃又不喜欢做的。”我们都表示赞成。铁生问我：“那你属于哪一类啊？”我说：“我属于最后一类啊，就那不喜欢吃也不喜欢做的。”他慢条斯理地说：“嗯，这大概是最不可救药的一类。”我们都一起笑了起来。
铁生那天谈话的兴趣很浓，我们新来的主编年轻有为，很有才华，他们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但为了他身体的缘故，我们只好提出了告辞。他一再挽留，但我了解他，尽管体力不支，也不会扫了朋友的兴。
有一次，杂志社搞一个活动，需要铁生的照片。一个男编辑被派去到铁生家索要，结果空手而归。原来的主编看我和铁生比较熟，就让我一定要完成任务。
铁生看到我们又为这件事而来，十分过意不去，赶紧把相册和一些零散的照片都翻出来，授权给我随意挑。其中，还有他小时侯的照片，穿着开裆裤，虎头虎脑的，非常可爱。那双黑亮的眼珠专注地看着对面的墙，仿佛那里有一个命运用密码写成的谜底，他在费劲地猜测。
史铁生小时候。图片源于网络
曾经，在铁生的家里，我遇见过一个身体健康的女孩子。她有一双大眼睛和长长的发辫，但是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失落和忧伤，让我看出了她的情感秘密。我单独问过铁生：“你干吗不同意呢？”他坦率地说：“我让她以后别来看我了……她说她都同意了，我干吗还不同意？什么叫她都同意了？”我一下就明白了，铁生是对的。因为无论人与人之间身体是否不便，我们灵魂的分量是一样的，而爱情是心灵的深度诉求和灵魂的生死相依。
后来铁生找到了心仪的对象，还搬离了雍和宫大街。
有天他打电话叫我过去一趟，我和杂志的副主编一起前往。那是我第一次去他的新家，阳光明亮地洒满在每个角落。当时他的家里，还有一位客人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叫柯丽丝，是一位研究中国文学也研究铁生作品的澳大利亚学者。柯丽丝前不久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三月风》杂志上一些残疾作者的小说，很想找这些作品的责任编辑聊一聊，但她不知道怎么找到我，所以就先找到了铁生。
那一天，究竟在铁生家吃没吃饭，我竟然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后来在靠窗和柯丽丝说话的时候，耳边飘过来一些声音，是铁生和爱人张罗着大家吃饭的事。
那次，我没有见到铁生的父亲。那个我见过很多次却没说过几句话的老人，他一直坚持到把儿子交给一个让他放心的女子之后才离去。
他是一个被拣选出来背负自己和儿子沉重命运的男人，从来都默默站在儿子的身后，是儿子最可靠的靠山。他从来不对任何人炫耀或者诉苦，毫无怨言地扛着命运的十字架，步履蹒跚然而却无比坚定。
可能，只有在深夜，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他才会悄悄叹息或者在梦里对去世的妻子诉说衷肠，等到天明，他又开始劳作，过着每天几乎一模一样的日子。别人的目光都在他的儿子身上，他的目光也一直都在儿子身上。
温馨明亮，还有了一位女主人，铁生的新家和我最初去他家的情景完全不同了。接下来，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需要更多安静写作和思考的时间，过多的打扰对他是一种负担。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去铁生的家，而且凡是有从外地来的作者或者朋友想去拜访他，我都对铁生的住址守口如瓶。
五
那之后，我在人民大会堂又见过铁生一次。
我们是在台阶下偶然碰到的。铁生看见我和编辑部的其他同事，就摇着轮椅过来，脸上挂着我所熟悉的温暖真诚的笑容。但是，我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他的脸，黯黑、憔悴、皮肤没有一点儿光泽。
铁生说：“一直做透析，每天整医院。不仅费时间，费用还特别贵，所以很多患尿毒症的患者都自动放弃了。透析的时候，哪天哪个人没再来，是常有的事。”他抬头看看头顶的蓝天，眼睛里掠过一种悲天悯人的忧愁。他忧心的绝不仅仅是自己（北京作协每年特别为铁生拨出专款用做他透析的费用），还有那些没有条件做透析的普通患者。一个人，对于自己忧心的事无奈，那也是一种折磨。
他没怎么说自己，只是说精神不行了，写得很少。告别时，大家都对他说保重，再见！然后，我们就目送他坐在轮椅上的背影，缓缓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因为疾病和轮椅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又那么普通。
一位懂中医的朋友说，在五脏中肾属水，对应的五色是黑色，你们看铁生的脸色，他病得不轻了。我们的心都被她说得沉甸甸的。
自从在人民大会堂见到铁生之后，虽然和朋友们几次相约去看看铁生，但终于没有去成。谁也没想到，那次会面，竟是最后一面了。现在想来很是遗憾，但是我并不后悔。给铁生省下了一些写作的时间，我以此宽慰自己。有的人，也许天天见面，转身就可能不再记起。而有的人，即使不再见面，也永远都不会忘记。
史铁生生活中的样子。图片源于网络
年最后一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上网浏览各网站的新闻。
一条关于铁生逝世的消息，如乌云一样飘过来。我惊呆了，怀疑自己看错了。前不久，还传出他因肺部感染住院又出院的消息，听说朋友们还策划给他过生日呢。我揉揉眼睛，贴近了计算机频幕：“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著名作家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失声地哭了。再过几个小时，新一年的太阳就要升起来了，可是，铁生他没有等到。再过四天，就是铁生的生日了，他也没有等到。
其实，多少年来，铁生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
好多年前，他还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的时候，我去看铁生，他正病着，嘴唇干裂，形容枯槁，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高烧好几天不退了，这回怕是真的不行了。”我知道，对于一个肾功能几近衰竭的病人来说，这种来势凶猛的高烧是最致命的。
我故作镇定地安慰他：“别瞎说铁生，你不会的，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了，医院，医生肯定是有办法的。”救护车呼啸而来，停在院子外的路边。其他几位朋友（我记不清是他父亲打电话叫来的，还是那几个朋友当时都在场）用担架把铁生抬上去，我跟在担架旁边，医院。
在医院，医生安排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当别的朋友去办理各种缴费手续的时候，我在担架旁边守着他。铁生睁开眼睛，疲惫地笑了笑，说：“多亏大伙，差点儿就交代了。”还对我说：“你回去吧，这儿有这么多人。你们主编也知道了，他派的人也正往这儿赶呢。嗨，惊动了那么多人。”他满脸的歉意和不安。
铁生的病医院，到家后才知道，那天爱人没有带家里的钥匙，他和女儿联系不上我，就一直站在楼门口等着，是楼上一位好心的邻居把他们让到家里去吃饭了。
那以后，其实我心里总隐隐地担心这一天的到来。但它还是来了，而且来得过早，过于仓促，让铁生的亲人、朋友、他的读者们都感到猝不及防！
六
铁生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了死亡威胁，所以，他从来不回避生死的问题，他只是不知道那一刻什么时候到来。
在一篇散文中，铁生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想想铁生这一生，真如他自己所说：生病就是他的职业。
年，他双腿瘫痪，从此，就坐在轮椅上，再也没能站起来；
年，他突发性肾衰竭，其实也与他的瘫痪有关。医生为他做了膀胱造瘘手术。那时，医生就说，你难免有一天要做透析；
年，铁生开始做透析，用这种办法维持日渐衰弱的生命。
我在年摔伤，右臂骨折，曾经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治疗。有好几个月，医院做蜡疗和康复功能的训练，每天都有医院里，耗在因疼痛而紧锁眉头和痛苦呻吟的人群里。我深深知道，那是怎样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铁生度过了十多年。
很多人赞美铁生坚强。但是我以自己切身的经历感受到，其实没有人对于残酷命运有天生的抗击打能力。看拳击赛场上，那些伤痕累累，傲然挺立到最后而没有被对手击倒的人。人们看到的是他们在聚光灯下的光荣和胜利，其实在这之前，他们是在成千上万次的摔倒和爬起中学会了坚持、站立和绝地反击。坚强，是他们在强大专横的命运面前保持人的尊严的一种方式。
人的最后一个令人恐惧的敌人就是死神。而铁生早已和那个坐在门外过道里，一夜一夜耐心和等待他的死神对视了多年。没有人能够战胜死神，但是，对于那些微笑面对死神的人，死神不过是一个引渡者和黑衣使者。它带走的仅仅是铁生千疮百孔的身体，而带不走铁生的精神和他在亲人、朋友心中的怀念与记忆。
在写这篇稿件的时候，我曾经梦见过铁生一次。我梦见到他的家里去约稿，铁生的家里依然宾朋满座，他就坐在朋友们的中间，笑容生动温暖，一如生前。醒来之后我想起，有一次聊天的时候，铁生很高兴地对我说：“别的比赛我不敢吹牛，如果比赛交朋友，我肯定得第一。”他笑得就像他十岁作文得第一的那次一样。凡是接触过铁生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然后是朋友带来朋友的朋友，铁生的朋友们就如滚雪球般扩大，他有理由得意。
铁生写过一篇小说叫《命若琴弦》。年由著名作曲家翟小松根据他的小说《命若琴弦》改编的同名歌剧在欧洲演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年底在北京首都剧场首演。翟小松亲任指挥，旅美著名男低音龚冬健担任主唱。
所以，铁生去世的那个晚上，被朋友们沉痛地命名为“弦断之夜”。
铁生在《说死说活》一文中如此写道：“‘我’离开史铁生以后史铁生就成了一具尸体，但不管怎么说，白白烧掉未免可惜，浪费总归不好。我的意思是：先可将其腰椎切开，到底看看那里面出过什么事——在我与之相处的几十年里，有迹象表明那儿发生了一点儿故障，有人猜是硬化了，有人猜是长了什么坏东西，具体怎么一回事不甚明了。我答应过医生，一旦史铁生撒手人寰，就可以将其剖开看个痛快。那故障以往没少给我捣乱，但愿今后别再给‘我’添麻烦。然后再将其角膜取下，谁用得着就给谁用去，那两张膜还是拿得出手的。其它好像就没什么了。剩下的器官早都让我用得差不多了，不好意思再送给谁——肾早已残败不堪，血管里又淤积了不少废物，因为吸烟，肺料必是脏透了。大脑么，肯定也不是一颗聪明的大脑，不值得谁再用，况且这些东西要是还能用，史铁生到底是死没死呢。”
铁生去世的那天，代表天津红十字会接受铁生捐赠器官的医生星夜兼程，从多公里之外赶往北京。而铁生自己，也为了这个心愿在努力坚持着。因为人一旦停止呼吸15分钟，他的任何器官都没有捐赠的意义了。铁生深度昏迷，他一直坚持了9个多小时，直到红十字会的医生赶到。在停止呼吸后，铁生分别捐赠了大脑、脊髓和肝脏。在场的医生护士，这些看惯生与死的人，站在铁生的遗体旁，细致完整地为他缝合好，为他盖上家里温暖的被子，然后向他深深地三鞠躬……
年，整个华北地区一共有5个人捐赠了人体器官，铁生是第五个。9个小时后，铁生的肝脏在另一个人的身体里苏醒。对于这个人，新生，是一份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铁生，你没有过完年的最后一天，但如果真有天堂，我坚信你早已抵达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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