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钱江晚报
□张广星
这是将近三十年前的旧照了，照片中间坐着的是我的爷爷奶奶。第三排右立第一人是我的母亲，第三排左立第一人是我的大姐。
姐夫前年去世之后，我心中最牵挂的就是大姐。大姐在姐夫去世之后，以我的并不很密切的观察，觉得她身心两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身体状态来说，以前她走路说话都风风火火，但现在不是说这里痛就是说哪里痛。她的腰是过去受过伤的老腰了，现在要么蹲不下去，要么站不起来，干不了活了。以前一家三代人(大姐也既做外婆又做奶奶了)所有的吃穿用度都是她一个人操劳，尤其是每天都要洗一大堆小山似的衣服，从来就没有喊过累。今天大姐说，现在连衣服都洗不了了，家里堆了很多等洗的衣服，尤其是现在正当换季，有很多厚重的冬衣。还有膝盖，现在一走路就疼，也走不了路了，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跟村民们一起黄昏时边走边聊天。既不能走路，又不能弯腰干活，她就整天坐在家里，领了一些手工活，就在家里做。手工活工价很低，一天赚不了一二十元钱。大姐说，不是为赚这两个钱，只是为宅家找个理由，还有就算是打发每天的无聊。有时手做累了，就干坐着发呆。
说心态的变化，可以以大姐说的前后两句话为例。以前说到一些老人们的病痛，尤其是一些很富有的人，得了重症，虽然到处求医，甚至到了国外，花了大钱，但还是挽回不了生命。大姐总是说，虽然我们没有钱，但我们健康，健康就快乐。所以大姐会去走路，会去运动。但现在她说：人老了，就真的没用了，一点用也没有了。唉声叹气，消极低沉。这不是我所熟悉的、让我从小觉得心里很有靠的、甚至引以为傲的大姐。
大姐是我们众兄弟的大姐。在众兄弟中，我自己觉得算我跟大姐的感情最亲也最深。因为我从小是由大姐带的。大姐大我一轮(十二岁)，我刚落生的时候，母亲正忙着奔走各地为人织布，就把我委给了已经十二岁的大姐。有一幕的幼小时候的情景，我记忆很深。那时我还不太会走路。但这样说，有人肯定会质疑，总觉得一个人三四岁之前的事情，成年后是不会记得的。五六岁之间的事情，也只记得模模糊糊。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个大院子里，还有一户陈姓人家，她家有一个小女，跟我同岁。小女孩母亲是村里的妇女干部，工作很忙，所以小女孩也由她的大姐带，她的大姐与我的大姐也同岁，而且两人的关系很好。所以我记得的，经常是大姐拿了一个大团箕，放在廊庑上，两个大姐把我们两个小不点放在团箕上，由着我们爬来爬去，她们自在一旁说体己话。当然这个情景也许是大姐后来跟我说的，印象很深，我就误以为是自己的记忆。
小时候，我差点面临着两次重大变故，如果实现了的话，我的人生就不是现在这个样了。都是大姐的哭谏和力争才使变故没有发生。
第一次变故发生在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家里因为子女多，我的父亲又因为从小淹水呛了肺，所以身体一直不太好。母亲觉得家庭的负担太重，刚好她有个外村的朋友想领养个孩子，也使膝下有子，母亲一番思虑之后，决定把我送人。可能是母亲把决定告诉了我大姐，或者跟我大姐商量，大姐坚决不肯。我对当时的情景还有记忆，因为两个人的争辩，就当着我的面发生。记得大姐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我也紧紧地偎依着大姐。大姐边哭边说，三弟不能送人。我们家虽然穷一些，但就是我们都吃番薯丝，咬菜瘪筋，也是可以把三弟带大的。
在大姐的力争下，母亲终于改变了主意。但我从来没有怨气过母亲，我知道母亲的难处。所以我从小很乖顺。我读书很用心，做作业很自觉。但我的乖顺不仅体现在学习上，还体现在劳动上。不需要母亲吩咐，每天一放学回家，我就挎了个竹篮子去田头割猪草。周末和暑假，我经常扛了一张小网到田间水渠上打泥鳅，有时也跟着哥哥去田间钓黄鳝。大了些，我还同母亲一起打小草蓆。我把打得的泥鳅和钓得的黄鳝，在每逢农历五、十的镇上集市日去卖，把自己的一学期学杂费、铅笔橡皮擦的购买费，以及在镇上小人书摊上租读小人书的费用自己赚出来。这些尽量不用父母再操心。
再说第二件事情。那是在我初中毕业那一年发生的事情。不过我自己一直闷在鼓里，是在很多年之后，母亲去世之后，在一年清明日从父母坟头祭拜回到家里，大姐对我说起的。不过这件事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我差点成了失学少年》一文中详细写过了，这里就写得简单点。
也是因为家穷的原因，这时我们四个兄弟都在成长之中，大哥早已失学跟社员们一起下田劳动，二哥正在读高中，小弟正小学升初中。困苦的家庭已经不能再承受三个儿子的读书，还有我们的吃穿住用。我们三个正在上学的儿子，是家庭里的纯消费人口。这时母亲又动了心思，让其中一个儿子辍学。二哥已经是高中生了，就应该让他读到高中毕业，小儿子还没读初中呢。想来想去，还是我这个三儿子，当时农村里读完初中就下田干活的青年很多，反而升上去读高中的是少数。所以母亲作出这个决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姐这时早已出嫁。她听说了母亲的决定以后，立即奔回娘家，她对母亲说，三弟应该继续读书。他读书好，可能在读书上求出路，你看他人这么瘦小，也不是做农民的料。还是让他继续读书吧。有困难，我们再帮助一把。
这样我才上了镇上的高中，还进了快班。感谢班主任李启海老师，他教我们语文；感谢教数学的王敬宇老师；感谢教地理的李河达老师；感谢教历史的李修身老师；感谢教英语的张老师，他们都是我的重生父母，他们对我都格外的用心。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栽培，年高考，我成了全校唯一一名应届大学生。现在李启海老师90岁了，还住在养老院里；李河达老师住回到山清水秀的老家乡村。祝两位老师健康长寿。祝王敬宇老师等在天之灵安详！
当邮递员骑车驮着绿色的邮包直奔我家后门口，给我送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看到了母亲最快乐的笑容。就在我上省城报到读书之前，大姐把我叫到了她家里，她烧了一碗鸡蛋面，面食里当然还有黄花菜、虾皮和香菇，这是当地农村最隆重的待客之道了，简直可以跟坐月子的产妇吃的姜汤面相同待遇了。我吃得很香，那年我只有虚岁十六岁，还是个孩子，所以我对那碗面很满足，很享受。是近年来的一天，现在早已做了母亲的外甥女对我说：娘舅啊，你上大学之前在我家吃的那碗鸡蛋面，我们看着都多么眼馋啊。为了不让我们看到你吃的这碗面，母亲把我们都赶到门外了，但鸡蛋面那香气，直透门外，我们就伏在门缝里看你吃面，我们边看边不停地咽口水。
我这时才知道，那碗鸡蛋面背后还有如此心酸的故事。后来我把这件事以及自己心酸的感受，写在了《一碗鸡蛋面》这篇散文中，也藉此向亲爱的大姐致敬。
我的大学生活简单而快乐。最让我开心的是，学校里的图书馆书真多，图书阅览室里报纸杂志真多。我是一只快乐的小蜜蜂，飞呀飞在花丛中。学校里有助学金，可以保证我每餐都吃得饱。但助学金四年不变，所以到了后两年，就觉得不够吃了。加上这时眼界变宽，不满足学校图书馆了。我常去城里，我最爱去的地方是解放路新华书店和湖滨路上的古籍书店。我经常踮起脚尖，长时间的逡巡着书架上的新书。这个时候，我总是内心很纠结。家里很少能寄钱来，我只能向大姐要，大姐寄给我的钱，我节衣缩食，尽量从牙齿缝里省出钱来，到城里买书。现在我还当做宝贝一样的书，像薄薄的《东坡志林》《郁离子》《西湖梦寻》等，都是在学校读书时买的。
我本来应该考研的。同学们也都认为我肯定考研。因为我的成绩不错，尤其是我的外语，在班级里也算是好的。最主要的，是我跟丽水的徐兄是这一届学生中最年轻的，在老师看来不读研那真是可惜了。可是，我想的却是为我们含辛茹苦的父母，我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减轻家庭的负担。所以我选择了就业，至于回到家乡小城，那不是我的志愿，因为我们那时还是省里统一分配的。
我回老家工作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高考落榜的小弟接到城里与我同住，我负责他的学费和生活用度。虽然一人工资两个人用，我的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但我把剩余的有限的钱，都用来买书了。这样，我住的小房子很快书满为患。后来还搬了两次房，不是公住房就是租住房，每搬一次，最困难的是书。大姐有时进城来，看到我除了一张床，房间里就都是书，不免就会说：“都工作了，还买那么多书干什么？你要保重身体，少看书。”大姐毕竟是大姐，我知道她是爱惜我的健康。
当年我的第一套自有房子装修好的时候，大姐姐夫大哥和村里的两位小伙子带着竹杠和麻索进城来了，那个时候小城里还没有搬家公司，他们帮我搬家什。在他们来之前，我已经用了几天的时间，把所有书籍都打包成捆。那时姐夫还是一位壮劳力，一个大柜子，他一人就背上来了。但一大纸箱又一大纸箱的书，就不是一个人所能搬的了，必须要两个壮劳力用竹杠扛上三楼。所以姐夫边擦汗边说：搬家具倒是不吃力，没想到最吃力的是搬书。姐夫又对我说：你再这样买书下去，以后再要搬家，我们可是搬不动了。
这时大姐倒是帮我说话了：“娘舅不读书能有今天的生活？不读书能有今天这新房？”她的思想还是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但她哪里知道，我从书中得到的真正快乐和享受！
关于大姐，我要说的故事还有很多，我要说的感恩的话还有很多，就先不说了吧，写得人有些累了。还是祝我敬爱的大姐早日走出孤独的阴影，融入到社群之中，恢复爽朗热情、办事干练的作风，重新健康而快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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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广星，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台州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台州市直作协副主席。
